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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写作是在编造谎言,作家都是贫嘴
2015年8月29日 ⁄ admin ⁄ 评论数 0+ ⁄ 已影响 +

我就想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文字是一个非常虚无缥渺的东西,你可以不承认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恐怕都是张大民,我们都是絮絮叨叨滔滔不绝地说话,然后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把我们的存在变成一种我们所说的幸福生活,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幸福。

主讲人:王安忆(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题:复旦大学EMBA人文盛典

时间:2015年8月22日

主办: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承办:复旦人文智慧课堂复旦大学EMBA项目

【编者按】

“文字的力量很强,当有些事在我们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文字编造一个存在,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复旦大学EMBA人文盛典上,著名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以《我的文学生活》为题与观众分享了文学的意义及对个人的影响。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王安忆演讲内容的整理:

我想向大家来描绘一下我们的生活,你们是学经济管理的,也许你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很神秘,就像我们对你们的生活感到很神秘一样。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生活在各位听起来是挺离谱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虚无的存在,不像你们,你们要强调效率,强调效果,你们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现实的指标,来创造一个存在,来惠及于大家的生活。

曾经有一个院士叫洪国藩,是研究基因的,他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有两个存在,一个存在是实有的,可以实证的存在,另外一个是信的存在,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证实它,我们只可能去相信它。我们搞文学创作,写小说,就是要创作一个信的存在,我没有办法向大家证明我们这个存在是切实的、有效的、合理的,就看你信不信了,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么一个信的存在里进行的。

当然,我还是要强调,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也是在建设。听起来是一个虚无的、不存在的、可以忽略的模式,但事实上也是按照一个实有的存在模式。我们在模仿这个实有的世界,模仿它的形质、模式和原则,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不存在。即便是我要去模仿这个现实实有世界的实有原则,但是我最后创作的东西还是非常脆弱、非常虚无、可以被忽略的,我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

文字的材质既脆弱又柔韧

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谈,第一是它的材质,材质是文字。文字这东西你说它有就有,说它没有就没有。举一个例子,曾经我父母有一个老同事,他碰到一个困难,因为我是政协委员,他就来找我帮忙。他说,因为国家规定在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就可以享受到离休的待遇。1949年在开国大典他参加了,他当时是一个学生,参加了升旗仪式,和他同时参加升旗仪式的同学得到了一个离休干部的待遇。他去申请了之后,有旁证,也有证人证言,但是不被承认。

我就想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文字是一个非常虚无缥渺的东西,你可以不承认它。后来他找我,我为他写了一些材料,给他递送上去。后来有关部门就给了一个回答,这件事的困难在于只有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不能采信的,必须提供一个书证,哪怕是当时升旗的一张照片,或是当时从上海去北京参加活动的火车票,只要能提供这么一点点东西就可以被采信。可是问题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一个学生,车票也不一定是由他掌管,已经没有了,因此最后没有达成他的愿望。我的意思是,我们所用的文字的材质是非常脆弱的,我们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建设我们的世界。所以很难说服别人,有时候说服自己也不那么容易。

但是这种材质又非常柔韧。再举一个例子,在东南亚有一个地方叫马六甲。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有华人在那边上岸生活,他们那边有了一个民族,是华人和当地的土著结合的,男的叫峇峇,女的叫娘惹。这是一种很早就融合的民族,这些在郑和时代就漂流过去的华人,他们已经完全不会说中国话,也读不懂汉字,但是在他们的宗祠、店铺和住房,你会看到门楣和窗棂上写着一些吉祥的汉字,他们念不出这些字,但是字形还在,他们的祖辈告诉他们,这个字是好的意思,是吉祥的,是重要的。所以这种字给我一种感动,经过这么多年沙漏的过滤,最后还能留下,好像给人感觉它非常结实,真的是顺着环境在变形,恢复自己的形状,再变形,再恢复自己的形状,不灭,是这样一种材质。

同时,口传的东西虽然法律上不被采信,但是口传自然有一种力量。举一个例子,史书上徐文长是一个幕僚,是一个软弱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发疯把老婆杀死,在监狱里几次自杀不成。但是这个看起来挺猥琐、软弱、政治上失意的人在浙江,尤其在杭州、绍兴这一带,口传他就是一个喜剧人物,有很多他的故事在流传。所以,你又不能不相信文字的力量,一代代在传播。

另外还有一个文字佐证的力量,那就是流言蜚语。我们都特别热爱流言蜚语,流言蜚语显然比真实存在要有趣得多。去年我们去参加巴黎书展,有很多人乘坐法航的航班到巴黎去,我们的飞机始终不起飞。其实法国人很像中国人,很喜欢谈八卦,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里外都是隔绝的。等到第三个小时,就出来一个谣传,说是乌克兰打仗,领空被禁空了,普京不让飞机从那走,后来这个传言越来越具体。我们就去问空少,他说你们自己分析,你们国航的航班也起飞了,东航的也起飞了,就是汉莎没起飞,法航没起飞,所以第四个小时如果还不能起飞的话,我们就得回家了。

这时大家的情绪都很兴奋,去不去巴黎已经无所谓了,好像我们在一个历史的现场。可是到第四个小时还是起飞了,理由非常简单,就是天气的问题。可是我们大家宁可相信那个谣传,而不愿意相信天气,因为谣传比事实可爱多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我就想到法国人的性格,你说浪漫也好,庸俗也好,无聊也好,但是确实是喜欢流言蜚语的一个民族。

大家可能看过一本重要的书,就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一个场景很有意思,比埃尔因为家庭、爱情、婚姻种种的不幸,使得他特别讨厌人群,大撤退以后他自己在空城莫斯科里,法国军队就要进来了,他的计划是把拿破仑杀掉。其实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有人道思想,不可能去杀人。他一个人在这个空城里碰到了一个法国大尉,法国大尉看到他以后吓了一跳,但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碰到一个会说母语的人令法国军官很兴奋。他就开始和他吹牛了,就吹牛他的爱情故事。

他的爱情故事听起来特别不真实,比如他经历过的一次浪漫事件是母女两人同时爱上他了,后来母亲富有牺牲精神,就把他让给了女儿。他讲的爱情故事是这样一种浪漫性,所以文字的力量很强,当有些事在我们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文字编造一个存在,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像干活用的材料,木匠用木头,我们就用文字,文字是很不可靠的。

用不靠谱的材料来建设一个不靠谱的存在

我们要用这样一个很不靠谱的东西建立什么?按照怎么样的原则建立这个存在?听起来是很令人怀疑的,但还是会涉及到合理性,因为其实是要用一个不靠谱的材料来建设一个不靠谱的存在,至少我们表面上要过得去,不能太不靠谱,就像比埃尔碰到的法国将军讲的荒唐的故事,再怎么荒唐,里面还是有一些合理性,比如爱情总是合理的吧,成熟女性爱上年轻人也是合理的,少女爱上年轻军官更合理了,我们总归还是需要一种逻辑。

什么是我们的样本呢?我们也就只能从现实的、可以证明的、已经发生过的现实的生活中去找一些逻辑,我们也要归纳一些规律,当然这个模仿是有破绽的。

所以我还要和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有一个朋友在高检,他很有趣,他特别想向我表示善意,他就请我听一次庭审。这个庭审还是蛮残酷的,因为是终审一个死刑犯。说起来这个案子也是很令人遗撼的,这个被告是一个河北的民工,他已经离婚了,有一天晚上跑到他前妻家住,结果看到前妻现在的男朋友,就起了纠纷,最后把这个男朋友杀了。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他是属于激情杀人还是预谋杀人,判刑是不同的。公诉人就说他是有预谋的,因为这个男孩子随身带了刀、胶带纸和手套,这都是作案工具。这个男孩子就解释,他说他那天晚上本来不是打算去看前妻,而是去应聘工作的,所以就带着工具去,但是那天晚上没有碰到招工的人,就突然想去看看前妻,所以是临时起意去看前妻碰到前妻男朋友。

公诉人滔滔不绝把他统统推翻了,因为他口说无凭。到最后语言总是最软弱的。这个男孩子最后有一个自我辩解,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当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这些东西——手套、刀、胶带纸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后来发生了事情,所以这些东西都变成了证据。

他的话其实很有道理,我们工作中所仿照的逻辑都是以已经成形的事实为参照的,但其实事情是有很多偶然性的,当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这种偶然性就没有发生。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们所学习模仿的那个逻辑也是不靠谱的,也是已经形成事情的。那个男孩子的意思是,后来发生了事情,就把它纳入到证据链里去了。这个对我们是有颠覆性的。在我们建立这样一个信的存在时,我们主动去取信的逻辑规律,实在不是那么可靠。

我们写作的人常常听到一个很经典的传说,托尔斯泰说他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时,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让安娜去赴死,但是安娜自己活动起来跳到车轮下。我们去外面讲课,经常碰到听众提这样的问题,你笔下的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主动性,他(她)自己会活起来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但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作者安排的,这些安排都是从已经实现的偶然性上面得到的参照物,当然这种模仿来的逻辑确实很有效果,都能说服大家,它帮我们实现了企图。

写作人的企图

什么是我们的企图?我们这些写作人的企图是什么。我刚才说了我们做的东西是不靠谱的。如果是一个木匠,要做一个桌子,这是具体的东西,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东西?用不靠谱的材质,按照不靠谱的逻辑,最后做一个什么呢?这个逻辑有一个好处,它有一个自觉性,它就把偶然性变成必然性了,让我们的工作可能实现,可能成功。

有一次我去日本看一个我母亲辈的作者叫水上勉,是一个大作家,现在已经去世了。当时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垂垂老矣,他看到我很兴奋,老是絮絮叨叨说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骗子,但是我是一个可爱的大骗子”。我觉得他这个话说得很有意思,作家自己都已经承认是在编造谎言了。这就回到一个我的初衷,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写作。

我想用我们同辈作者的小说来说明一下我们的企图。北京有个作家叫刘恒,写得很好。他有一个中篇小说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个小说后来拍成电影、电视剧,非常有名。

我觉得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都没有把这个小说真正本质性的思想体现出来,张大民是一个北京大杂院里的平民,日子过得非常窘迫,父亲很早就工伤去世,兄弟姐妹一大串,他是老大,吃饱肚子就不容易,住更不容易,后来还要结婚、生儿育女,很不容易。怎么度过?一方面要熬下去,另一方面他要滔滔不绝地说话。这个人是一个贫嘴,非常爱说话,他说话的功能是把这种凄惨的事情描写成一种幸福,他好像在不断对他的生活,他的经历做一个旁白,在他的旁白中你会觉得这种凄惨的生活好像变得美好起来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恐怕都是张大民,我们都是絮絮叨叨滔滔不绝地说话,然后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把我们的存在变成一种我们所说的幸福生活,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幸福。“幸福生活”这四个字特别重要,在民间传说、童话里面最后一句话往往就是“从此他们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主讲人审订)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网/作者: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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