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带着他的三个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2018级硕士研究生、华师大二附中宝山校区语文教师杨兆丰，复旦大学中文系2017级硕士研究生、游戏编剧江林晚，复旦大学中文系2021级硕士研究生曹禹杰做客思南读书会。

他们都是复旦大学“望道”讨论小组的成员。讨论活动每月由金理组织一次，地点定在光华西主楼2719室，参加的学生都是“90后”或“00后”。最特别的是，他们的讨论对象皆为当下文学前沿现场中的新人及新作，比如贾行家、双雪涛、笛安、胡迁、陈志炜、陈春成……

“有关文学青年的‘出场’，批评家李敬泽曾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1980年代一个文学青年出场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抢话筒，那意味着占据了重要的文学资源。但是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年轻人一看你是麦霸，那这个麦克风你把着吧，我不要了，然后他们自行跑到另一方天地里载歌载舞。”金理说，尽管这个讨论小组“对学生而言不算学分，对老师而言不算工分”，但他们希望能在讨论中一起看到那些更广阔的文学的天地，领略更多充满活力的歌舞。

从校园来到思南，“望道”讨论小组的师生们又展开了一场有关“青年文学的当下与未来”的精彩对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余雪霁的主持下，“师徒四人”谈到了当代青年文学写作现状，游戏影视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一种关注同代写作者的文学传统。

在两种声音之间架起一座桥

金理一直记得，十多年前，在思南文学之家的二楼，《上海文化》曾组织过一次讨论会。参加那场讨论会的有两拨人，一拨是于1980年代登上文坛，而今成为中国当代最一线作家的写作者，比如苏童、格非、孙甘露，另一拨是金理、黄德海、张定浩他们这批青年批评家，两拨人坐在一起对话。

“当时有一位前辈发言，讲着讲着就开始批评郭敬明和韩寒，也批评他们的粉丝，就在这时，我听到我背后传出一个非常小的声音说——‘谁说的’。我回头一看，一个女孩子，应该是个‘90后’。她那个声音非常微弱，但明显表达了对这个前辈发言的不认同。而我，就坐在这两种声音中间。”

这个画面总会在不经意间闯入金理的脑海，与此同时，还伴随着一种惭愧的感受。“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的跟踪者和研究者，我本应该成为这两方面的桥梁，但当时我既没有通过自己的研究告诉前辈为什么在他们眼里面那么不入流的文学能够拨动当下青年人的心弦，也没有告诉青年读者其实除了郭敬明与韩寒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家。这本应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非常重要的任务，但两方面都做得远远不够。于是我就想，应该为这两方面的声音搭建起互相沟通的桥梁。”

“望道”讨论小组就是这样的一个桥梁。金理说，小组专门追踪新人新作，有意避开了莫言、余华、王安忆等等已然完成经典化、能够用文学史坐标体系标定的作家。

“反过来想想，王安忆老师刚刚出道的时候，也有很多她的同龄人在关注他，我的导师陈思和就与王安忆老师出过一篇对话，标题是：《两个69届初中生的对话》。这是当时文学现场中两个文学青年的对话，也是他们成长的起步点。后来王安忆老师每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发表，陈思和老师都有所回应，这是一种非常良性的关系。”在金理看来，同代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扶持是特别动人的，“这个传统应该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延续，这是我们讨论小组把谈论对象定在青年作家的原因。”

谁能代表这一代最有才华的作家

2017年，“望道”讨论小组集中讨论了一批年轻作家的作品，主要以各大纯文学刊物推出的青年创作专号、“90后”小说专辑为主。同学们一开始都很兴奋，但当他们看完了这些作品，普遍反映却是失望，甚至有同学表示：它们绝对不能代表我们这一代最有才华作家的创作。

金理当时非常吃惊。“在我看来，这已经可能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选拔出来的作品，为什么他们还觉得不够好？”金理又问他们，对于同代写作者，大家在读谁？于是他从学生那里听到了很多原本陌生的名字，比如陈志炜、大头马。

“在那一刻，我觉得其实是学生在提升我，虽然我也在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和青年作家，但是我面对的那张地图其实非常陈旧，我的眼光太狭窄了，而更活跃、更有创造力、更有原创性的青年作家并不在我的视野中。”金理感慨，正是他的学生们提醒他，要拓展自己的阅读视野，调整自己的观察眼光。

“望道”讨论小组研讨现场

另一边，学生们也觉得这样的讨论很有意思。杨兆丰印象最深的是大家有一次讨论王苏辛的《白夜照相馆》，“我记得那一天，一开始我们是以赏析的态度讨论，之后大家就开始挑毛病，因为所有进中文系的同学也都想过自己写写，难免会先套着评论家的面具去讨论，可讨论着讨论着就‘变脸’了，开始畅所欲言。过了二十分钟，金理老师开始总结，他说那我们来听听作者本人的意见，原来那天王苏辛就隐藏在我们后面的座位上，听着我们对她作品的讨论。这简直是一个有戏剧性质的场域。”

“也不是每一次讨论都是‘完美’的。”这场读书会年纪最小的嘉宾、生于1999年的曹禹杰说，有一次大伙讨论徐皓峰的中篇小说《诗眼倦天涯》，一开始读完都觉得很有韵味，但是从文学、戏剧影视改编等角度进入到这个文本半个多小时后，圆桌上的八九个人就不知道应该谈什么了。

“那次回去之后我思考了蛮多，当一个新的文学文本展现在我们面前，作为一个文学读者甚至是文学专业求学者，我们居然没有办法用一个比较恰切的视角进入其中，那种感觉是百味杂陈的。”

但也是在这样色调不一的讨论与反思里，热爱文学的青年们都在往前走着。“我们有一位同学，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本科毕业后就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了，她到美国之后传回来了一张照片，是她在当地书店拍到的路内的《十七岁的轻骑兵》英文版。当时我很感动，会觉得随着同学们开枝散叶到世界各地去，青年文学的种子也被带到了世界各地。”

为什么当代青年文学让人不够满意

在活动中，几位青年学子也纷纷谈到了他们对于当代青年作家，也就是同代写作者的整体印象。杨兆丰直言自己还是不太满意。“比如你给我两本青年作家的小说，一本是2020年的，一本是2000年的，让我像抓周一样去拿，我肯定一把拿到2000年的，因为我心里会觉得2020年的小说，它的语言和内容不一定会让我更满意。”
事实上，杨兆丰很多时候也在反思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我觉得现在的小说有一个情况，它的趣味性、反讽性在不断地下降，但是它们努力去构建的抒情性在不断地上升。往往一个故事充满了有美学意味的回忆或者说对另外一个美丽世界的渴望，充满了抒情的欲望和冲动，但它对真实生活的观察和反思在慢慢下降，这是我心中觉得有一点不满的地方。”

他还提到，也会有一些很成熟的青年作者能够做到抒情和反讽的平衡，比如周嘉宁的近作《明日派对》，虽然仍有世纪初中日青春小说的味道，但做得已经不错。“而我们在小组里讨论过的一些作品，类似郑小驴的《去洞庭》和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不论读起来滞重还是轻盈，我都觉得小说里幽默和反讽的比重是比较低的，小说里充斥着情绪。这种形式的抒情是基于某种时代的压抑，也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逸，但这种对压抑的破解之道是很被动的，像是宣泄而不是玩味。”

“作为文学爱好者，我比较期待的青年作家是在两条路中间的作家。”在江林晚看来，现在的青年创作很容易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路比较学院派一点的，还有一条路是投入市场，市场会给作者及时反馈，包括在网上写文，读者的评论会影响每个人物的命运和结局的走向，她们做游戏也会有部门专门去搜集网上的反馈。“但我们其实需要的是在两条路中间的创作者。”

文学和公共生活之间的互动

杨兆丰和江林晚都已从复旦毕业，他们俩的现有工作轨迹恰好是相反的：杨兆丰从游戏公司出来去做老师，江林晚从中学实习出来去做游戏编剧。

在江林晚的观察里，一些优秀的游戏正在追求引入文学的元素。她在玩一个叫作“极乐迪斯科”的游戏，第一次玩的时候还蛮惊讶的，里面有大段大段的对话，而且其中讨论的东西是她曾经觉得在游戏里不太会受欢迎的东西。“我们往往觉得游戏是一个非常轻的娱乐，一般来说玩家他们会寻求非常及时性的感官刺激，但是那部游戏里讨论了资本主义，讨论了各种政治观点，它也非常受欢迎。这个游戏展现了一些在游戏中发掘文学性的可能，它的文风和美术风格一起，构成了这个游戏的完整世界。”

“我个人是经常玩剧本杀的，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影视编剧，她会带着我去玩。影视编剧玩剧本杀也会反馈在他们的作品里，可能会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的影视剧出现剧本杀的风格。”杨兆丰举例，比如中国台湾作家陈雪写《摩天大楼》的原文，写作的结构和剧本杀的台本形式有很大的不同，但这部作品呈现为12集的网络剧时，我们可以看到有很经典的剧本杀的结构；又比如今年热播的《开端》，也有非常明显的剧本杀的属性，每集呈现为一个挂靠在主线叙事下的人物小传，并且每个人物小传会根据剧情推进的进度来做安排。“它不会向《竹林中》那样拆解真相和人性，而是为了降低理解的门槛，故意剔除了文学性，把这种形式降维成服务于剧情的工具。”
在杨兆丰看来，这种作品在表面上充满着人文关怀，放在商业写作里显得非常讨巧，而且理想的受众也不是那些被很多文学经典训练过的读者，很容易叫好又叫座。当渴望获得阅读快感的读者被这种剧本杀式的思维规训、渴望获得认可的作者被这种模式规训、需要完成KPI的文学平台或载体被这种风向规训，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市面上出现了很多相仿的写作结构。

“我个人也没办法说这个倾向到底它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但是我们能看到它已经产生了影响。不论是金老师，还是我个人，都比较关注文学和公共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觉得很难忽视这种风向的变化。”

深刻地关注同代青年的写作

对于师兄师姐的观察，曹禹杰也非常感慨。他想起自己进入复旦中文系时，正好是中文系建学科一百年。在五个系主任对话的高峰论坛上，陈思和再次和学生们说起了这段话：“当我研究现代文学的时候，现代文学就是一条河流，我就是这个河流里面的一块石头。不仅我个人，所有研究现代文学的、从事现代文学的人都是这条河流里的石头。你们也是。这条河带着前人的生命信息，从我们身上流过去，流过去时把我们淹没了。但当河水流过我们身体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生命信息也带了进去。那么这个文学史就是一个活的文学史，是有生命的文学史。”

“我的导师是金理老师，金老师的导师是陈思和老师，陈思和的导师是贾植芳先生，贾植芳先生曾师从过鲁迅，当我们按照这样师承谱系追溯下来，我们可以‘吹嘘’我们都是鲁迅的徒子徒孙。”曹禹杰说，在这看似开玩笑的口吻后面，其实有着很切身的使命传承的感觉，“如果你往前追溯的话，几代老师都非常深刻地关注着他们身处的那个时代的那些青年，他们所展现出的各种各样的美学风格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以及这样的美学风格和思想观念又是如何深切地嵌入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中去的。”

近日，“望道”讨论小组课堂实录《我曾经和这个世界肝胆相照：2719文学对话录》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圆桌”与“笔谈”两部分为讨论小组课堂实录，而有些同学对某话题的进一步思考和独立成文就构成了“作业本”部分。

（来源：中华少年作家编辑部/作者：柳淑艳）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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