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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启章:用文学回应想象力匮乏的世界
2014年8月21日 ⁄ admin ⁄ 评论数 0+ ⁄ 已影响 +

  长篇小说能够构造一个世界让你长时间住进里面,要和它相处,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有现实的生活,也有小说里面的生活,对你内在的改变就会变得比较强。
  当董启章产生要写一本《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小说的念头时,他想起了阿爷遗物里的两块白灰质贝壳化石,一支灯泡模样的真空二极管,还有那本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版的《天工开物》。他相信自己与这本奇书的缘分并不是偶然,因为这是阿爷保留下来的惟一一本书。只是小说还没动笔,书已经找不到了。
  一年后,董启章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书后,他也阐述了自己对这本中国古代科学著作的理解:“所谓‘天工’和‘开物’之间其实不仅互相协调补足,还存在着一种延伸性的关系。自然和人也能以工巧创造神奇的说法,却更有利地展现了一种生机勃勃的世界观。这是《天工开物》至为迷人的想象模式。”
  他以此发现了《天工开物》和文字工场的想象模式之间的潜在关系。“我需要的是比魔术更有透彻力和更具深层意义的借鉴模式,才能把粗糙的戏法变成神奇的力量,把形式和技法变成对真实生活产生反馈作用的操作。这种东西,我在文字工场的想象模式里找到了。”
  一个关于“自然史三部曲”的构想也渐渐在他脑子里形成,这就有了后来的《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和《物种源始·贝贝重生》。这些宏大标题下面,始终都有香港这座城市。经验来自这里,想象也从这里生发。因为作品富于幻想和哲思特质,董启章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前辈西西成为同一类作家,他们从大量阅读中汲取养分,但香港又是他们作品里无处不在的故乡。
  董启章生于1960年代,他的文学之路没有太多波折,也不像同时代内地作家那样备受关注。他念男校,接着在香港大学念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真正开始接触文学。读硕士后,他在报纸上频繁发表小说,也拿过香港和台湾不少文学奖项。从文学青年到职业作家,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他渐渐走上了一条对香港这座城市来说略为尴尬的路。“奇迹是,在如此恶劣的写作条件下,香港文学还是出现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作家,还是有人能像违反地心引力一样,在文学的世界里腾空和飞升。”董启章在《给后代一个有文学的未来》里写道。
  作为今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董启章参加了各种活动。他穿西装,戴一顶黑色礼帽,安静、拘谨里显出几分绅士,“我把读者当成能够跟我谈话的人。”与之前4位年度作家(刘以鬯、西西、也斯、陈冠中)相比,这位目前为止最年轻的年度作家还要继续他的另一个使命,借着自己的影响不遗余力地向政府倡议建立香港文学馆。
  城市中人为的自然里,有乡土的感觉
  人物周刊:作为香港作家,香港本土经验里面哪部分对你比较重要?
  董启章:我觉得所谓香港本土经验里有趣的部分是——其实没有乡土,但我们把这个城市当为我们的“乡”,所以是“城市乡土”这种感觉。不单单我,从前作家也会有这种感觉,你看西西写《我城》的时候,就像人家写乡土文学,把香港作为自己的家乡去写。我们在这里成长,这个经验都是城市的经验。城市里面再小一点就是社区,有街道、楼房,也有生活里面物件的关系,一层一层,每一层都是人为的东西。我们用的东西,都是人做出来的。街道、城市,都是人为的。如果香港有这种本土感觉的话,人跟这些人为的东西是很自然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人为的自然。在这种人为的自然里面有这种乡土的感觉。
  人物周刊:那是不是意味着跟现代的、摩登的生活更贴近?
  董启章:那应该是现代初期,不是现代后期。现代初期就是虽然很多东西也是人发明和制造出来的,但人跟这些东西还是保持着比较长时间的、亲密的关系。以前我们用的东西不会这么快丢掉,也不会这么快坏掉,会跟在我们身边很长一段时间。人跟物件的关系比较近,跟机器的关系都可以很近。现在我们的想象里面会觉得机器是非人化的,但早期的机器还没有到非人化的状态,像我爸爸做机械工作,他对他的机器是非常有感情的。
  现代后期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有点变化了,像我们用手机、电子产品——应该说“电子化”以后,人跟物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电子化”以前,纵使是机器也会给我们非常深的联系,但“电子化”之后,有些东西没有实体了,或者实体很快就要换,换成新的,每一年都有新的东西出来。人跟物件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里面提到少年时代出现的东西,比如说卡带、收音机等等,好像你对物件都有很深的感情。
  董启章: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验。我会跟很多物件的关系比较密,会长时间用某一些东西,记忆非常深,跟我这段时间的经验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们)好像不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东西,而是我生活记忆里的一部分。不过我又不是把很多东西都收藏起来、很多物件就在身边的那种人,不是狭义的收藏。
  另外,对物件的名字,我应该是比较敏感,可能这个就是物件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是一本辞典,有图解的,中英对照。为什么对这个辞典这么着迷?不单是词语本身,而是词语分类,里面的架构——这个城市地图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场景、店铺、机构。每一页就谈一个特定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地方是卖面包的,很多种面包,或者是卖帽子的,不同的帽子。这些东西本身是物件,有很多我没见过的,然后出现了这些物件的图像和名字,中英对照很有趣。原来同一物件有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叫它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对照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从怎么去命名物件,用语言怎么去说,这就跨进了文学的层面。
  人物周刊:介于现实和虚幻之间,人的想象力可以创造出一些东西?
  董启章:可以这样说,是真假或者现实跟虚构之间互动的关系。两方面一定是互动的,或者互为表里,不可能是单方面的。所谓真实,就是我们遇到的经历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我们没有办法如它本身状态去把握,永远不可能,发生过的一件事就过去了,怎么去如实把握它,把它留下来是没可能的。曾经真的东西会过去,写小说一定是虚构的。把昨天的事写进来的时候也不可能原原本本一模一样写,一定是加了我的观点或者是形容的方法,这些都是虚构的,都不是本来的真。然而,这些虚构的东西变成另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变得非常实在,以文字和书的形式出现,有人去读它。读这个作品的文字或者读书的经验又变成了其他人真实的一部分,永远是这样,互动下去。
  人物周刊:你大学时研究过普鲁斯特,而你的小说也常常穿梭于虚实,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
  董启章:我自己很受普鲁斯特影响,但我跟他又很不同。他很内在,写人的意识状态,我比较少从这样的层面去写。普鲁斯特小说里面谈到很多其他范畴的东西,比如音乐、视觉艺术、歌剧、哲学,他的提法就是作为内容的一部分或者是美学观的一种表达。但我把其他非文学的东西写进小说里面,是作为一个出发点或者架构,普鲁斯特没有这样做。
  对于长篇小说来说,作者把自己的经验变成虚构的故事,也有蛮相似的地方。这方面是一边写小说一边发展出来的,不是先有了一些看法然后才去写。可能写的时候还不清楚是怎么看的,然后一边写一边出现对于不同事物的看法。写完一本小说以后也不能说已经想得非常清楚,已经有一套看法。基本上不能跟小说分开谈跟我类似的哲学观的东西,因为我也不是哲学家,但是我如果表现出一些对于世界的看法,主要是从小说里面,每一部小说都是继续探索的过程。
  长篇小说不合时宜,但无法取代
  人物周刊:你刚才讲到想象力,香港给人感觉就是摩登都会,和想象力这个词好像不那么近,怎么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探索想象力的部分?
  董启章:有时候,一个环境里面,不一定会出现跟这个环境同质的东西,反而会出现相反的东西。大家觉得香港是一个很物质化、现实的城市,没有想象力,可能是真的。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尤其对艺术家、作家来说,往往会出现一些反弹。我生活在这个地方,真的没有这些东西,但我们从阅读、从其他地方发现,原来有文学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去回应非常没有想象力的现实世界。
  香港也有写作方法不同的作家。我和西西比较相似,很多从阅读里面来,但不能说没有经验的成分。另外一些作家,可能像黄碧云这样,也看了很多书,但你可以看到她的书里面很多事直接从生活经验来,也有写作跟生活非常紧密的这种作家。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过,你要写的是边缘的香港,怎么理解?
  董启章:我写的小说有人会觉得事实上这些人物不太香港,不是非常典型的香港人,或者香港青年大部分不是这样子的。但我觉得这就是我可以做的。我写的是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有的可能性。所以我会写一个可能的人,而不是一个已经存在或者是大家觉得很有代表性的人。相反,如果我写的人物有代表性的话,只能说明他们身上有新的可能性,被我直接写到作品里去。所以我经常用一个跟主流或者跟大家觉得代表性的东西相反的东西。
  当然,可能性或者所谓的相反一定可以看到中心或主流是怎样的,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不典型的人也不一定完全不存在,我写的一些人物都是在生活里遇到的真实的人。至少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完全空想出来的,是有真实看到的例子。一部分有我自己的成长或者一些性格、想法在里面;一部分就是我真的遇到,在经验里面认识一些不是那么主流的人,有真实的成分,一定也有想象或经过思考构造出来的地方。
  人物周刊:成长过程中,你有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董启章:我觉得喜欢文学已经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小时候身边没什么人会喜欢文学,我念男校,也算是名校,到了中四的时候要选文理科,当时——可能现在都是这样,所有的男生都选理科,因为理科比较有用,文科没用、没出路,所以我们学校成绩最好的都是理科,最差的都是文科。我喜欢文学、历史,我就选文科。我成绩蛮不错的,念理科都可以,但我反潮流,大家都去做的事情我不会去做。父母很开放的,他们觉得选理科比较好,但也没有干预我的选择。
  进入文科班,这些同学成绩都很差,在全年级都是最差的,不念书,浪费时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被遗弃在那边,没能力去念更好的,有一点自暴自弃。我的状态他们就不会太明白,不过我跟他们相处得很好,尽管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不同的一类人,我喜欢的东西他们一定不喜欢,也不太了解。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充满幻想和哲思,那么你跟你小说中的人物是什么关系?
  董启章:所有人物有一部分就是我自己,这是肯定的。除了想象的成分,很多人物都有现实里的模型、形象,有一些可能我认识得比较深,有一些可能就是见过或者仅是短短谈话过,但我都把这些形象保留下来。对我来说,写一个人物,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找不到一个形象,这个人物就很难写下去。有了这个形象,他的性格、其他东西就会慢慢出来,然后就会变得好像是一个真实的人,跟我之间也就有了好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外貌是特别重要的,你不能想象一个人是模糊的,没有样子的,所以一定有一个外貌、姿态、说话的声调和方式,然后才逐渐有性格、行为。栩栩(《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女主人公)是一个比较脱离现实的人物。她的虚构性很大,也没有具体的形态,我写的时候刻意把她写得不属于这个世界,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形态,但这个理想的形态注定不可以在现实里面好好生存。所以栩栩存在于想象里,如果她跑到现实里面去,就没有办法和现实对应。
  人物周刊:你的长篇小说篇幅都很大,创作耗时也不短,但现在大家坐在地铁里看着手机就能读一个小故事了,长篇小说还能吸引人吗?
  董启章:事实上,长篇小说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东西,因为它要求的时间比较长,这是很根本的,还要有想象力去代入。我觉得长篇小说是不是也要寻找与一些新的形式、不同的方法,不能说适应这个时代,因为你尝试去适应这个时代就代表你放弃了一些东西。可能长篇小说不会是一种主流,但它会作为一种少数、另类的写作形态继续下去。它可以或者是无可避免地与主流不同,作为对照反方的状态存在下去。
  长篇小说能够构造一个世界让你长时间住进里面。短篇你很快就读完,你心想着里面精巧的地方,但是很快就出来,很少有短篇经历很长时间还强烈地影响我们的生活。长篇因为很长,你要读它,要和它相处,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有现实的生活,也有小说里面的生活,对你内在的改变就会变得比较强,所以我觉得长篇没有其他形式能替代,你长时间留在小说里面实际上是一个改变内在的机会。
  人物周刊:你觉得碎片化时代会给写作者带来什么影响?
  董启章:我其实没有特别留意网上新形态的写作,不过我觉得,除了你刚才说的碎片化、精短,写作跟载体的本质是差不多的。电子产品本身就是不长久的,很快就要换成新的,把过去的东西忘掉的那种状态。它里面的文字,本质也是一样的,来得很快,可能很短时间就有很大影响或者被广泛传播,但很快就不见了,就被其他东西取代。我是担心的,因为我们理解的文学是一种流传,立足于一代一代对作品的阅读,作品的意义不单是作者写在里面的东西,还有一代一代人去读这个作品形成的理解。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邢人俨)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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